中国老区建设——中国农民苦在哪里?
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许多地方都在学习韩国的“新村运动”，但大多忽略了韩国是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自始至终都坚持用“勤勉、自助、合作”指导“新村运动”，才取得了重大成效。
农民精神面貌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我们发现，中国农民除物质匮乏之外，失衡、迷茫、自卑、无助正在成为更深层次的苦痛。
中国农民这种普遍贫弱、困顿的精神面貌，是无力完成新农村建设这项伟大的历史使命的。
本刊推出这个报道，并不在于展示中国农民的困苦，而是希望提出问题以及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唤起有识之士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中国农民苦在哪里?
本刊记者 曹 晖
2005年，《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的第二年，在 “农民真苦”开始被街谈巷议的时候，我国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呆痴化的倾向。
这个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宛敏华等学者在湖北农村进行了调查。在对“谁该为建设新农村承担更多责任”的答案进行统计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
他们的调查对象，有村干部，有农民；有种植大户，也有负债累累的特困户，然而答案却出奇地一致：“地方政府部门和干部”或“国家”，应该为建设新农村承担更多责任。
这样的答案，表明了农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殷切希望，但也说明了大部分农民责任主体意识淡薄甚至缺失；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反映了中国农民精神上的贫弱和困顿。
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如果个人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会默不作声、私下埋怨，实在忍受不了就上访找“青天”，跪在“衙门口”哭诉。
该作者在他的这次调查中发现：不仅仅单个农民如此，整个村、整个乡都是如此。
中国农民的贫困实质上是精神上的贫困；中国农民之苦，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之苦。这一点，已经为学界公认。
失 衡
2005年9月11日，河南进京打工农民艾绪强制造了震惊京城的“王府井劫杀的哥连撞9人”的案件。
那天，艾绪强乘一辆出租车到东城区灯市西口西北侧停车后，使用事先准备好的金属套筒猛击司机李某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李某胸部及双上肢，致使李某死亡。艾绪强劫取出租车后，驾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高速行驶，先后将9人撞倒。其中，2人被撞死；6人被撞伤。艾绪强作案后被当场抓获。2006年11月24日艾绪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执行了死刑。
在法庭上，艾绪强与公诉人之间进行了一场发人深省的对话。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这句话，表明了艾绪强对社会的认识是偏激的。但这种偏激，提醒我们不得不注意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失衡。
据最新统计，农民工人数已达2亿之巨。但在一项调查中，农民工却是农民最厌恶的职业。
农民工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艰难地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对城市温暖的期望、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农民工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但他们在城市饱受着的身心双重创伤，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出现。
这种心理失衡，不仅仅出现在农民工群体，而是大范围地存在于中国农村。而这种失衡，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出现的分化。
在农村改革20多年中，原来铁板一块、同等贫富的农民中，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大超过了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林坚和马彦丽，在一项5省区的抽样调查中发现，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年收入最低，仅为6020元。
在他们调查的人群中，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年平均37352元；收入次高的是乡镇企业管理者，平均收入28268元；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居第三位，人均收入17591元；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乡村老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人均收入16112元：“其他”职业（包括由于各种原因正式脱离土地，但与农村仍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人均收入13232元；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470元；比农业劳动者收入稍好的职业是农民工（长期打工）和雇工（临时打工），收入分别为10582元和9772元。
这种分化，颠覆了影响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加之政府提倡的“先富带动后富”，客观上使得富裕者在农村地位大大提高，大部分农民渐渐处于低人一等的境况，给农民带来了心理的焦躁和失衡。
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感到无望。许多人继续务农，并不是认为农业有吸引力，而是无奈：出去赚钱难、父母家人要照顾、没本钱、没有信息渠道、风险大等。
调查显示，农民最渴望的职业是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次之，接下来是农村智力劳动者。但要成为农村智力劳动者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源，想成为私营企业主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营管理才能。大多数农民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
有学者发现，这种转换职业无望和对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渴求，使得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心理失衡，他们“纷纷使尽浑身解数，拼命赚钱，田地里多上化肥、多打农药”，还有人则“勾心斗角，坑蒙拐骗，盗赌抢劫，什么现象都大范围地出现了，乡村伦理道德秩序失控。”
中国农民的心理失衡，不完全是在经济领域，还在于一种对社会身份焦灼导致的心理失衡。这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农民”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里，农民是一个职业概念。而如今的中国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身份概念。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这种身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不适。他们中间一些人虽在身份上是农民，但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他们常常有 “我是谁”的疑惑。他们没有乡村这个精神家园可寄托，在城市里也是随波逐流的浮萍，呈现出“游民化”倾向。
2007年3月，记者在回京的列车上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农村女孩。一个年方17岁的花季少女，已经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
这位操一口地道北京话的女孩叫小娟（化名）。“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自称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四川人”的她，在介绍自己时很费了一番心思：“我是父母在首钢打工时出生的，一直生活在北京。”
她小时候，父母隔几年会带她回一次四川乡下的老家。今年，她的父母离开打工近20年的首钢回四川老家。小娟随同父母在老家呆了一个月，感到陌生、“不习惯”，便独自返回了北京，虽然她在北京举目无亲、居无定所，甚至没有一份稍稍稳定的工作。
小娟很忌讳谈她的职业，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夜总会当“收银员”，但清秀的面庞还是无法掩盖地流露出了沧桑感。
小娟在北京出生长大，北京却并不认可她这个市民。小娟对未来感到渺茫：“没什么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呗。”她对记者说：“我只熟悉北京，以后找个只要不是傻子的北京人嫁了。”从她玩世不恭的语气中，记者感觉得到，她其实知道连这个愿望也是渺茫的。
“大家都这样，她们能过，我也能过。”当记者对她的未来感到担忧时，小娟认真地说道：“我们那里的女孩子，比我不如的还多的是。至少我比她们漂亮。”
迷 茫
前几年，网络上流行一首叫《农民的困惑》的打油诗，戏谑地反映了城市文明对中国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反映了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时尚文化和高消费主义面前的手足无措：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忌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墅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这是看见了外面的世界后，农民产生的迷茫。而打开这扇窗户的主力军是电视。
电视入村，在给农民带来外界信息的同时，城市文化也在用广告和时尚调动着农民高消费的欲望。
陈昕、黄平在一篇文章里，描绘了城市文化进入农村的情景：
“在今天的中国，不管多么封闭遥远的乡村，哪怕村子里只要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进村，既是手头有了点余钱的农户的愿望，也是“电视下乡”的结果），千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也犹如近在咫尺。农村人围坐在电视机跟前观看新闻、广告和连续剧（特别是港台连续剧），替代了打牌、聊天和睡大觉。”
“但事实上这正是广告商与“肥皂剧”制作者所预期的效果—农民因此也有了 ‘发展’与‘现代化’的追求”。
这种追逐“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推赶着中国大部分农民家庭不管经济条件上如何相差悬殊，却都在努力达到消费的流行标准。中低收入农户家庭毫无思想和经济准备就被卷入了高消费的潮流之中，他们与高收入农户家庭一样追求着消费趋势，又在一轮又一轮的消费变化中过得十分艰辛。大多数农民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和痛苦的。
陈昕、黄平在河北省三河市一村庄，走访了一家经济较困难的农户。
“现在想盖房子，就算一般的房子也得三～四万，家里人省吃俭用，没黑下没白了的干，一天到晚就为了盖起那房子，得等三～五年。”
“就这点地，除去花销还有多少钱呀？咱家好几口子没黑没白地干也没钱。苦的苦死你，富的真叫富。咱没能耐，人家一干就什么都有，那大件儿！大彩电、大冰箱、自来水、暖气，都齐了。咱这样的户在庄里也有一半，就能卖苦力。”
陈昕、黄平痛心地发现，不少中等收入户甚至中低收入户，虽然心力交瘁，但丝毫也不反对那些不符合他们收入水平的消费，都为了追求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消费，而牺牲生活基本需要。许多家庭为了存钱翻盖新房、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而一年到头很少买肉，有病也舍不得看病、吃药，明显看到在损害自己的健康，也要拼命设法盖一栋新房子。
这样的追逐性、攀比性的消费，带给农民的是幸福还是灾难，应该还是一个问号。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农民不可能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广告和时尚调动起农民高消费的欲望，却不能为他们提供满足的手段，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现代传媒带给农村更深刻的变化，是“传统的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文化与活动，要么本身被现代社会宣布为愚昧、落后，要么被市场经济所边缘化。”
学者刘燕舞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1992年，我村发生了一件众多狩猎故事中对于我来说现在印象最深的一件。那是晚春的某一天，突然，从山上传来扣伯的呼救声：“救命，有野猪”。村民中会打猎的纷纷赶去，野猪迅即被击毙。
野猪有300多斤。把野猪杀完以后分肉。具体办法是扣伯分了150多斤，两个去打猎的老人分了大概20来斤，其他人就都是10来斤的样子。分肉的办法很简单，扣伯是发现野猪的人，所以他得大头，两个老人因为是老人所以分了20来斤，其他人则按剩下的平分。”
刘燕舞说，这简单的分肉办法背后，折射出了这个小村落里的文化。如果按利益来说人们救了扣伯，扣伯应该感谢这些救命恩人，不参加分肉，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行动逻辑。但是，源村人不是这样思考的，他们之所以给扣伯分了这么多肉，是源村人认为扣伯发现了野猪这就是大功。至于救扣伯的，源村人认为这是应该的。
与此有关联的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身上。茅于轼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传播市场经济理念，讲到外来人员在谁家吃了“招待饭”，每顿要交5元钱。朴实的村民不好意思，很难为情，不愿收钱。茅于轼劝说他们，“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报酬”。但村民遵循内心的规则，最终还是让茅于轼的努力没有实现。
记者在采访茅于轼时，他一再强调：“农民要致富，肯定是需要市场经济的，但要他们接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两个故事说明，乡村有它固有的秩序和潜规则，但是现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侵入，已经使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农村传统的生活经验变得一钱不值，甚至被作为批评的对象。
要命的是，农民原先的价值观逐渐被打破后，新的认同没有形成，许多农民迷失了方向。
这种迷茫给农民个体带来精神的苦痛，更严重的是，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大量涌现，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一些农民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
在一些农村，男人嫖娼赌博是有能耐、有本事的表现；妇女**也不是可耻的事情；吸毒被认为是潇洒的举动。如今，不孝、赌博、非法邪教等丑恶现象在农村大量出现，已经成为了农村新的精神毒素。可以预见，这些精神毒素，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农民带来隐性的巨大的伤害。
自 卑
2006年8月25日，蓼客在中国某个城市的办公室里，隔着玻璃遥望正对着的西北，那个方向的远处是他的家乡。当蓼客在电脑前打下“故乡呀，从此失去记忆…… ”这最后一行字时，心里升起一种温暖的酸楚。
蓼客是一个考大学进入城市的普通乡村学子。在文章里，蓼客对城市的拒绝是显而易见的：
“我坐在办公室里，几个女同事每天叽叽喳喳地谈着时尚，谈着减肥，谈着饮食，谈着所有一切城里现代人所必须的‘素质’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是那样的孤单和落伍，我与她们每天相处但相隔十万八千里。在我的内心，老家的那个小村才是我永远的皈依，在城市四年来，从没有一天真正地融入过灯红酒绿的生活。城市，在身边遥远的地带！
我不太喜欢这些人谈论农村人是多么低俗，我讨厌这些人鄙视农村的落后和脏乱，那是一些没有真正理解过农村的外人，因而我更讨厌与她们讨论这些，农村的圣洁只在心中，谁也夺不去的心中。”
这种拒绝，也许是一种自卑心理的体现。当然，蓼客接下来写道：“穷是什么？它不是一生的自卑，当我们敢于大胆地面对时，就没有什么能够可怕的。”
像蓼客这样上过大学，敢于直面贫困、直面自卑的，在中国九亿农民中，并不是很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中英副院长对此就深感担忧：“我觉得一个13亿人的国家如果有八九亿的人失掉了自信心，总是认为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到城市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自卑心理的表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
在有些农村，地下六合彩泛滥，许多农民都爱看一种用来买六合彩的码报。农民研究码报疯狂到可以不吃不喝的地步。
“农民实际上是很胆小的。他们这些行动看起来不符合常理，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真实逻辑。”学者刘燕武说，农民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农民是不自信的。什么事都怕自己做主，总想依靠一个什么东西。
中国农民自卑的根源在哪里？
在国外，农民(peasant)一词源于古法语，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在古英语中Peasant作动词意为“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兼有“**”、“坏蛋”之意。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表示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特点。
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虽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
看得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这一概念，身份卑贱之义是较为淡化的。但不知何时开始，农民的形象开始变得低微起来，甚至成了“土老冒”的代名词。
中国农民在城市人的眼光中，大多是贫穷落后、低人一等的。这种社会心理，在我国的戏剧小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前些年，许多小品、相声拿农民来作为笑料。一位农民曾十分生气地给记者说：“哪有像《超生游击队》这样来糟蹋我们农民的？”
这种对农民身份的蔑视，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屈辱感和不平感；而来自城市的话语霸权，更是进一步、无孔不入地在强化着他们自我卑贱的认知。
实际上，中国农民有过辉煌的经历。从建立新中国、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两次社会大的变革，中国农民始终是主力军，为当今中国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样一个群体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人这样问道：“我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五六十年代，尽管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物质状况和今天相比差距巨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却能够战天斗地，排除万难，气概豪迈。他们克服困难，改造农田，改进技术，兴修了道路和水利工程。村民们主动地去参与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农民们组织起来，改善社会，活跃生活，把自己看作是乡村的主人。今天，农村技术进步了，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各种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农村以外的城市支持也有更大的可能了，更有能力做事情了，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农民却变得无能麻木、无所作为了。这是为什么？农民怎么了？骄气了？堕落了？智力变低了？农民曾经有的自信哪里去了？”
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业文明被抛弃、农村价值失落是农民产生自卑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农民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从采集文明、渔猎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是个进步，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是个进步，从工业文明进入到生态文明又是一个进步，这是当今主流的观点。
但这种观点的流行，却打破了农民几千年来赖以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坚强生存下去的勇气和智慧。
“似乎就是人类文明每一次进步，都要抛弃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人们总是站在今天嘲笑过去，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沾沾自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中英副院长认为：“我们要看到农村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国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源于农村的那些文明，比如说对自然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自我的看法。”
“现在的一些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农村价值的失落。”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还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计划生育方面，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减少生育，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仅仅为了节约土地，甚至是为了让某些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而不顾农民的感受，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草处理，等等。
无 助
2005年8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陕西怪事：鲜奶倒进污水渠》的报道：
西安市杨陵区五泉镇高家村奶牛散养户高撑宽向记者诉苦：在高家村定点收奶的一家公司上个月突然撤点停收，有两天时间，全村十几个奶牛养殖户无奈把鲜奶倒进了污水渠。后来，杨陵区政府联系了岐山县一家公司来收奶，给出的价格是每公斤1.2元，然而就是这样的低价，最近几天也不收了。高撑宽家1头奶牛每天产下的20多公斤鲜奶，除家里人喝了小部分外，剩下的只好用来喂猪。
当时，宝鸡市牛奶收购价格连续3次下跌，每公斤从1.6元跌到了1.2元。在拥有多家乳品企业的陕西省泾阳县，牛奶降价使一些奶农开始低价出售奶牛。
泾阳县三渠镇宫家寨村村民杨俊海养殖了30头奶牛。他说，对奶农来说，每公斤牛奶卖到1.6元才能保本。以前奶源紧张，泾阳县牛奶收购价格达到过每公斤2.2元，现在，即使在有保鲜设备的奶牛养殖小区，牛奶收购价格每公斤也只有1.5元到1.6元，许多奶牛养殖户纷纷卖牛。杨俊海已经卖掉了5头奶牛，其中1头卖给了屠宰厂。
陕西农民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倒在污水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目前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
中国农民无法躲避市场经济的到来，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国农民最缺乏的就是在市场经济游泳的本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助理袁小仙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太多的研究。怎样才有一个穷人的经济学，这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学者、政府思考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解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弱势地位，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粮补贴等政策措施，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光靠政府，把八九亿农民背在中央政府的身上，要想达到小康社会，我斗胆讲一句—是不可能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作者、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清在参加首期大禹论坛时说：“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就是当代领导人感受到并提出来试图解决的问题。”
正是由于农民的一盘散沙，导致了农民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全方位的无助。
这些年来，农民上访投诉无门，农民工跳楼甚至用“残暴”、“过激”手段讨要本该属于自己的工资，屡见不鲜。当多次催要拖欠工资未果时，无助且无奈的他们只好以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自己的血汗钱。
虽然，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处在这样的极端场景中，但散落在成千上万的村落中的大多数农民，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已经是一种生存常态。他们的烦恼是琐碎的，也是现实的。正是一些也许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烦恼，日积月累地吞噬着他们的走出贫困的信心，让他们一步一步走向绝望。
山西阳城县河北镇坪泉村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山村。2004年阳城县老促会对老区进行“百村千户”调查后，给予了大力帮扶，村庄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阳城，比坪泉更穷的山村还有一些，坪泉因为是老区村，所以得到了特殊的照顾。但就是这样一个得到“照顾”的山村，村支书原文胜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也流露出了许多的无奈。
“我们还有很多的后顾之忧。”原文胜说：“上面帮助搞好了基础设施建设，但农民的日子还是不好过。种地不挣钱，年轻人只好外出打工，丢下老人在家里很可怜。”
坪泉村名的得来，是因为村里有一口泉，原文胜想就地建一个瓶装水厂。因为他知道光靠种植业是无法富裕起来的。
“我们去贷款，人家就叫我们拿可行性报告。我们农民懂什么可行性报告？花钱找人我们又没钱”。说起建这个厂，原文胜一肚子的不满：“现在有些人说支持，都是停留在口头上，转一圈就走了。真正想扶贫，就认认真真帮我们立这个项目，我们村就有希望了。”
建厂的计划在原文胜心里搁了好几年了，现在仍然无限期地放在那里。
原文胜今年48岁，从24岁就外出搞建筑，后来当包工头，积攒了一些建筑机械的家底。这些家底在村里搞河滩垫地时，派上了大用场。村民投劳造地150亩，原文胜苦恼的是，“我或多或少得想办法给他们一点工钱。”
“村里要搞新农村建设，但不给钱，就让老百姓出力，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啊！”原文胜说，村民“目光短浅得很，他们只看眼前利益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连媳妇都说不上，这都需要钱。
原文胜是一憨厚人，但他的话中又透露出一股精明。憨厚也许来自他的本性，而精明可能更多来自20多年坎坷的经历。
在创业过程中，原文胜曾经遭受过重创。上个世纪80年代，他贷款2万元搞建筑，全赔了。“那时候的2万元，和现在的20万差不多一样。”
“我卖祖屋得了800元，一些做生意的朋友凑了1万元。我又重新开始了。” 原文胜说那段时间很难：“我老婆天天跟我吵着要离婚。”
原文胜说他就是有一股勇气，然后慢慢地就好了起来。当年和他一样出去创业的，有的赔了1万，有的赔了几千元，虽然后来靠下煤窑挖煤、养牛、养猪，多年以后还清了贷款，但已经“不敢再做冒险的事情了”。
“农村要干一件事情真的是很难。” 原文胜说：“农民创业，没有经验，没有资金。万一失败，多少年都翻不了身。而且农民也没有家底，要经营多年才赚钱的事情，农民是不会干的。”
“坪泉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就是20年也不能赶上富裕的地方。”原文胜承认，自己之所以“有勇气”，是因为有几位做生意的朋友的鼓励，特别是资金上的支持。但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他这个条件。
